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去年1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1.5%，2021年全年CPI同比上涨0.9%。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普遍面临高通胀上行压力的前提下，国内通胀却保持低位运行，这一结果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并不具备物价大面积上涨的基础这一客观判断。

  货币政策往往是影响物价的核心要件。按照货币主义学派创始人、经济学诺奖得主弗里德曼的说法，遏制通货膨胀首先必须拧紧货币“水龙头”，这句话倒过来就是货币超发与流动性泛滥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基础。在国内，即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央行也从始至终坚持合理适度、不搞“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总基调，从而基本稳定住了国内流动性增量，没再次出现其他几个国家货币泛滥之势，也就消除了通货膨胀繁衍与爆发的政策土壤。

  当然，货币一定要满足实体经济对流动性的正常需求。对此，央行秉持“稳”字当头的货币政策立场，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投放流动性，保持了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提高速度基本匹配；另一方面，央行开发与实施了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使得流动性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形成有效匹配。基础货币在流动过程中能够很好地被实体经济所吸收，等同于增量货币更多地沉淀在了生产环节而不是消费环节，更多地被用于价值创造而不是价格炒作，从而使得通胀风险被提前抑制与屏蔽。

  其实观察去年全年价格趋势显而易见，PPI（生产者出厂价格）涨速与涨幅均明显快于和大于CPI涨速与涨幅，PPI与CPI之间的“剪刀差”也慢慢变得大，这种情况说明，PPI的上涨并没有在需求端形成共振。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去年全年衣着、耐用消费品价格等出现不同程度的持续回调，且这种趋势估计很难逆转；另一方面，在CPI构成中，猪肉价格往往占有很大权重，而去年猪肉价格大跌，同时全国肥猪出栏量稳定在6.9亿头以上，对应国人一年消费5至6亿头猪的常态，供大于求会对猪肉价格形成长期压制，由此抑制CPI上涨。

  的确，美联储无限制量化宽松是通胀全球化的重要根源，国际大宗商品的价值上涨背景下我国存在输入性通胀的风险，但一方面政策从始至终保持着对煤炭等重点产品的强力干预，使国内大宗商品的价值涨幅明显收敛；另一方面人民币去年兑美元升值，而且美元全年也不降反升，两种货币的同向力对通胀上升力度稀释不少，也削弱了输入性通胀对国内通胀造成的压力。今年，国内经济稳步增长所形成的内生驱动力也决定了未来人民币下降幅度非常有限，来自汇率渠道的输入性通胀风险将得到进一步屏蔽；不仅如此，汇率的稳定必然对国内市场人民币的购买力形成正面投射，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对货币价值起到维护与输氧功效，进而对物价稳定构成实质性支撑。

  还需注意的是，我国自2015年实施的通胀目标制度较好地锚定了通胀预期，过去六年年度通胀率都落入目标值附近，今年CPI增幅仍然距离政策约束目标相当遥远。按照卢卡斯创建的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公众从过去通胀趋势外推的通胀预期将会提高未来的通胀。反过来说，长期低通胀趋势可以淡化民众预期物价上涨的心理上的压力，支持其更加合理地安排消费支出，避免因情绪化而产生的需求拉上式通胀风险。国内的低通胀正好与此契合。

  最后，产品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的格局削弱了物价大面积上涨的客观基础。物价涨幅根本上取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对变化，持续多年的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实现了工业部门无效产能的较好出清，同时推动了国内工业供给与需求的再平衡；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正转向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潜在经济提高速度远快于主要发达经济体，总供给将持续保持充分，从而为物价稳定打下坚实基础。另外，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从广度与深度上向制造业渗透，企业对市场的响应更为灵敏，推动产品结构优化，使供给侧可以更加好地释放出培养与刺激消费的动能；同时，一直在升级的消费也能对企业形成引导，供给侧的柔性制造也能更好地满足个性化需求。最终，供给与需求实现了精准匹配与有效对接，在供不应求背景下，物价大面积上涨趋势自然不会出现。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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